前言：想認識近代中國，要先認識鄧小平
中國積極進入世界的舞台，與各國建立穩定和平的關係，是最近三十幾年內才發生的事情。幅員廣大、人口眾多的中國，幾千年的帝國體制不敵地方勢力的滋長以及外敵侵襲，於一九一一年發生辛亥革命推翻帝制。混亂的統治狀況一直到國共內戰，才由毛澤東「統一中國」。但毛澤東後來一意孤行，貿然實行大躍進，造成數百萬人民死於糧食短缺，讓整個國家處於紛擾與貧窮之中。
一九七八年，在這種局勢中上台的鄧小平，對於中國有怎樣的願景？他面臨了哪些困難？他奉行怎樣的原則、他用怎樣的手段，讓中國在他上台後三十年，外貿總額成長一百倍，中國海外留學生數量從幾百位變成一百四十萬，與美國、蘇聯關係正常化，讓受到集體控制的農村生活轉變成開放的全國性城市社會？
「亞洲最大的問題是中國，而對中國現代歷程留下最大影響的人就是鄧小平」。「中國專家」，哈佛大學榮譽教授傅高義認為，書寫鄧小平，最能幫助西方人士理解近年來形塑中國社會與經濟發展的基本力量，於是於十年前（二 〇一一年）出版了《鄧小平改變中國》。在這本超過千頁的鉅作中，作者除了廣泛參考各國文獻以及書籍著作，亦多次前往中國，訪談鄧小平家人、同事、為其工作過的前任中國官員，並與了解鄧小平的各國政要、學者交談。
務實的改革開放派
鄧小平引導中國轉型，是個「摸著石頭過河」的過程：他很清楚，這個改革開放的過程，沒有其他國家或是歷史可以參考，而且他也相信「其他國家的的路線不一定適合中國」。
他的做法是，確認大方向，先在小範圍實行，有了成果（可以說服阻饒改革的保守派）之後，再慢慢推行到全國各地。他不是理論家，是實踐派，他不喜歡報復，也不講私情；不符合黨的利益時，就算是效忠自己的幹部也會將其撤職。他言行注重權威，但爭取多數人的支持以及加強團結；他做事果敢，能正視不悅的事實，腳步站穩後再持續推進；他著眼於長遠的目標，重視行動，避免派系以及提及過去的恩怨。
他精實擁腫的軍隊，也讓萬年政府官員有了明確的退休時程；他結束毛澤東啟動的農業集體化，他向國外廣泛取經，著眼於成果，支持並促成科技、教育、商業活動的快速發展。
中國政治生存術：唯黨獨大
鄧小平的政壇之路，在在顯現出中國政局的混亂與險惡。他在毛澤東的身邊工作，「伴君如伴虎」，一不小心就會被批鬥、下放農村，甚至自己的長子也被牽連，下半身終生癱瘓。他歷經三起三落，後來終於當上中國最高領導人，以堅定的意志，突破各種難關，即使保守派與開放派的紛爭不斷，他仍成功讓中國走上「開放、改革」的道路。他能挺過這些挑戰，歸因於他奉行了幾項至高原則，我覺得最重要也最核心的，就是捍衛「黨」的權威。
雖然鄧小平體認到文化大革命對中國造成的戕害，但他不能公開否定文革，只能選擇用毛澤東最不會反對的方式「避免」肯定文革。即使是在毛澤東逝世後，鄧小平提出任何政策，都一定要先「自圓其說」一番，說明為何中國必須借鑒資本主義國家的概念但不會危害黨的地位，說明科技人員「也是勞動者」，安撫馬克思主義的信徒，「我們一定要恢復和發揚毛主席為黨所樹立的，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和作風」。鄧小平表明自己忠於毛澤東，但他想要偷渡的是「實事求是」，他的終極目的是採取真正符合當下情勢所需的政策，而不是死板地奉行毛澤東的教導。
鄧小平要提倡新思想，但也要減少保守派的抵制；要尊重毛澤東，同時又力求擺脫毛的路線；要維護國家穩定，同時也要開放經濟。「先有政治，才有經濟」，與蘇聯的戈巴契夫不同，鄧小平堅持黨的權威，讓中國共產黨保持中國唯一統治者的地位，同時也相信經濟發展起來，改善人民生活，才能維繫統治的正當性。
從這個角度來看，鄧小平的「改革開放」，是不可能跳脫「黨/國」框架的，也因此，鄧小平正面提倡「民主」，但這個民主是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」，意指鼓勵大家表達意見，但黨的決定一旦做出，黨員就要執行，每一個人都要對當前政策與領導人表示堅決支持；也因此，鄧小平使用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」，以這個廣泛又模糊的概念來解釋為何社會主義與市場改革並不衝突（「計畫不等於社會主義，市場也不等於資本主義。資本主義也有計畫，社會主義也有市場」）；也因此，鄧小平認為中國應該避免西方國家十分「低效」的「分權」，因為統一的命令體制、單一的強大權威更好用；也因此，鎮壓六四天安門事件，是為了「繼續改革開放，實現國家的現代化」；也因此，鄧小平對為了促進西化、加快經濟的地方幹部違法行為視而不見，畢竟拚好經濟，才有黨的統治正當性，而在這個過程中，「少數人」的利益，是可以因為大多數人的利益而被犧牲的。
結語：在歷史政治的脈絡中理解一個國家
在世界的舞台上，中國該韜光養晦，還是採取更強硬的立場？傅高義說，如果鄧小平還活著，他一定會說，「中國絕不應當稱霸，干涉他國內部事務，應當與各國保持和睦關係，集中精力搞好國內的和平發展」。與各國保持既合作（得到利益）又抗衡（不被侵略）的關係，是現代國家發展的基本原則，但因為每個國家的歷史演進、政治制度不同，實際做出內政外交決定時的考量就有所不同。《鄧小平改變中國》，讓讀者能一窺中國為何能夠快速崛起，吸引外國資金進入，同時卻又（不得不）牢牢抓住「中國式」的特色。
有些人「誤以為」鄧小平骨子裡是個資本主義份子，會將中國引向西方式民主，但他終究很清楚，自己比外國人明瞭甚麼對中國有利：「絕不是資本主義跟西方民主」。至於鄧小平之後的中國，有可能擺脫這些「中國式」的特色，成為擁有「西方民主」的國家嗎？讀完這本書的人，應該都會有自己的答案了。
註：傅高義教授於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日於麻薩諸塞州康布里奇去世，享年九十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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