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離歷史很近，卻沒被看到的人」
本書作者陳柔縉的第一本小說，同時也是她的最後一本著作《大港的女兒》，寫的是「離歷史舞台很近，却沒被看到的人」，也就是「隱身在看不見的地方，使出力氣的人」。這句話，百分之一百也能夠用來總結《宮前町九十番地》這本書：在歷史的舞台上，隨著時間流逝，聚光燈慢慢只會停留在某些「大人物」身上，而陳柔縉不忍有些也很值得被看見的人，那些默默試著改變歷史的人，也許將永遠隱身在舞台的暗處。她不捨他們獨特的視角以及經歷，那些幽微卻促成改革的努力，那些或許出其不意，或許曲折離奇的歷史轉折，隨著時代更迭而越來越模糊。
張超英就是這樣的人物。
這本自傳的主角張超英，官位小，卻常做出超出他職位的「大事」。他行事端正，心心念念以台灣的福祉、地位為唯一考量。從未官僚化的他，身為台灣人卻在國民黨專政的政府中任職的他，雖然促成了好幾件別人都覺得「不可能」的重大突破，卻不見容於講求「多一事不可少一事」的官場中。執筆的陳柔縉常常一邊整理稿件，一邊淚流不止，想到口述本書的張超英先生被某些人淡淡地說是「小人物」，就心痛不已。
張超英是誰？他是怎樣的人？透過張超英的視角，我們可以看見怎樣不同的歷史風貌？
本書分成六十六個明快的章節，橫跨日本時代、國民政府來台、解嚴後的民主化台灣，由這六十多個短篇，一窺張超英豐富又過癮的一生！
不設限，愛好自由的行動派
就這本回憶錄看來，張超英先生是不受框架限制，實實在在的行動派。他先後任職於台灣、台灣駐紐約、台灣駐日本新聞處。職場中的氛圍是消極悲觀的，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行事的原則：做了才知道！如果試都沒有試就放棄，就不是「張超英」了！
例如，一九八〇年他初任駐日代表處新聞處長，建議駐日代表需積極開拓與《朝日》、《讀賣》的關係，不能安於現狀，只和落居末位的《產經新聞》來往。
當時駐日代表處的工作人員，只是躲在使館內喊「中華民國萬歲」，他得到的反應盡是「他們怎麼可能會理台灣！」、「不要那麼辛苦做」，即使想要做事情，也會被同事勸說「不要做」。
這時他想起在日本教育界和社會思想界有崇高地位的「永井道雄」，其父親是人稱「日本邱吉爾」的永井柳太郎。
張超英從祖父及外祖父那一代即與永井柳太郎有所往來，加上張超英的兒女，兩家基本上有四代交誼。在張超英的奔走下，經由永井道雄的引薦，打進《朝日新聞》的圈子，且持續維持其與各階層主管的關係。
除了拓展與三大報的關係，為了讓更多日本人知道台灣，張超英也前所未見地與日本地方報社結成好友，積極推銷國家形象。他還成就了很多不一定是他職責內的事情，包括讓台灣人辦理日本簽證的時程從兩週加快成兩天、安排宋楚瑜「巧遇」連台灣外交部長及駐日代表都見不到的時任日本總理、幫忙張羅陳水扁訪日行程、促成李登輝在《朝日》的專訪等等，憑藉的都是他深諳日本人講究「義理」的特性，憑藉著他對日本出版界、新聞界深入的認識，以及以台灣利益為最高優先的一貫宗旨。
官場的特性是僵化、官僚，各部門溝通費時又不順暢，職員不敢勇於直諫，但這不能阻礙張超英想盡量多為台灣做事的初衷。
對內要面對低效率的政府體制，對外要快狠準地閃避中國勢力的打壓：他或者看準時機主動出擊，或者繞過官方管道直接聯繫安排！天下無難事，只怕有心人！
複雜的官場與時代，簡單澄澈的心
張超英常常強調他重視的是對台灣能否有所助益，他不會出自黨派的考量而幫助特定人士。
問題是，他身為台灣人，且具備極強烈的台灣意識，卻在最講究黨派的國民黨政府中工作（而且還是當時極少數在國民政府中任職的台灣人），雖然他沒有怨言，但在讀者眼中，不免對於他「裡外不是人」的處境感到心疼。
在職場上，他說他不覺得辛苦，「因為我的原則很清楚」：面對長官，他尊重，但不討好，逢迎拍馬屁的事情不是他的職責範圍。在台灣專制政府的時代，負責國際宣傳業務，他小心地秉持良心誠實做事：他不勉強說那時的台灣是自由民主國家，「但台灣希望會成為民主國家」，因而得到外國記者敬重。他不認同共產主義，對台獨則是深深同情，但他不做政府的眼線耳目打小報告，也不會故意洩漏政府的機密給台獨聯盟。
他看到非國民黨籍的政治人物以及台獨運動被打壓而感到不平，他開車去幫遠從台灣來美國比賽的台灣棒球隊加油（還機智地動員教會人力，讓居民參與陳情，阻止中國同鄉會再次在場上以暴力攻擊台灣同鄉會），他也為病危的政治犯謝聰敏陳情，讓他得以保外就醫，
……但因為他在國民黨政府內工作，他知道一直有台灣人團體的人懷疑他，叫張超英「漢奸」、「台奸」（雖然他很驕傲他一輩子未加入國民黨）。
他深信出版前總統李登輝的自傳有助於宣揚台灣的民主化成就，於是找來不具過度親台立場，且具日本社會「主流人士」資格，執筆日本「經營之神」松下幸之助自傳的江口克彥先生來撰寫，並拜託與李登輝素有交情的東元集團黃茂雄幫忙說服前總統。
《台灣的主張》最終順利出版了，「台灣民主化的理念，有中、英、日版本，大概全世界的人都可以透過這本書而了解」，但《台灣的主張》新書發表時，他卻沒有被受邀，因為當時的張超英被視為宋楚瑜的人馬，讓李登輝提防著他，私下問黃茂雄「這個人有甚麼企圖？」
類似的無奈也發生在《讀賣新聞》耗時兩年拍攝故宮的電視節目：這節目在日本大受好評，收視率創新高。日本朋友大喊恭喜時，駐日代表處同事則是視若無睹。也許是因為張超英有能力藉由電視台來拍攝的過程，順水推舟建立起雙方關係，甚至安排社長小林與三郎密訪台灣十天，成為日本最大報社社長第一次訪台的創舉。張超英雖然不圖謀權位，但他的本事還是不免顯得刺眼。
他跳脫黨派以及體制，所以能做到他那個位子可能辦不到的事情；但也因為這樣，不免「功高震主」（也許也更彰顯出其他職員的疏忽怠惰），讓他仕途說不上平步青雲，也曾在明示暗示之下，被迫求去。
在口述這本書時，張超英兩度感嘆生命驟逝的無常；鍍金的獎牌遺失，他提醒自己「人生如浮雲，榮辱終會消散」。從家境富裕的「小王子」到需要修理廢棄冷氣機好貼補家用的新聞處職員，他看淡的不只是非黑即白的政黨對立，他「人很單純，頭腦直直的，見到障礙物，也沒想要轉彎」：做了再說，無須抱怨、畏懼、糾結。官場與人心複雜，暗潮洶湧，但我的想法是：張超英先生必定總是以誠待人，珍惜並用心維繫人與人之間的情誼，也因此他才會有各種真正能為他所用的深厚人脈！
其他想法
「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」——讀著這本書，就好像張超英坐在你身邊，聽他細數他見證過的時代變遷：其祖父是日本時代經商有成的地方仕紳，事業版圖跨足礦業及金融業；父親則是抗日的民族運動者，立志成為國民黨員（卻諷刺地在二二八事件中被抓進「東本願寺」臨時拘留所）；張超英小時候接受的是皇民化教育，日本證實戰敗後，想到政治環境的複雜以及驟變而覺得「悲哀」；他在香港唸高中，之後赴日就讀大學以及研究院，在國民黨政府裡面工作，後見證到台灣的民主化歷程。
我其實對於一件事情有點好奇：他的「台灣意識」從何而來？是否跟當時「在海外的台灣人知識分子」一樣，「基本上都是被國民黨的專權腐敗逼出來的」？張超英的哪些經歷對他有特別深遠的影響？張超英將自由、民主、人權視為一生追求的價值，除了可能受到父親與母親的潛移默化之外，還有其他哪些脈絡可循？可能還要再多讀幾次，看是否能理出其他頭緒了。
後記
張超英於本書出版後的隔年永眠；本書作者陳柔縉於2021年車禍意外身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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